金融与国际金融

金融产品与金融效率是金融利润的核心



发展阶段与背景差别不能操之过急







    面对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环境，我国金融改革与开放在加快速度与幅度，一方面是自身发展战略需要，也是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则有操之过急的发展策略与规划的刺激作用，其中包括外部环境的压力，也包括内部自身的不理智，核心因素是人民币汇率预期引起投资或投机冲动。因此，如何看待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效率，尤其是如何看待我国金融产品的效率与风险，是我国经济持续以及金融安全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



    一、我国金融产品发展速度在于人民币预期的非理刺激

岁末年初我国金融市场表现出高涨的投资气氛与价格，主要特点就是价格上涨急剧，而主要推动力量来自金融产品的快速增长。根据第一理财网年度理财产品报告显示，2006年我国各类金融机构共推出理财产品2000多品种，其中18家银行推出了345款人民币理财产品，较2005年增加224款，增长水平达到185%；另有25家资银行推出744款外汇理财产品，较上年增加277款，增长水平为59.31%；还又45家基金公司新发行开放式基金89只，较上年增加34只，增长幅度为61.8%，基金首发累计募集资金3812.4亿元；此外2006年我国金融市场新发各类债券100多个、保险新品120余种、信托计划近500个、创新理财品种代客境外理财（QDII）12只（17款）、电子储蓄国债2期；所有这些都是推高股市、基金价格上涨的重要基础因素。而在这些产品组合中很大程度在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与心理，进而形成银行金融机构高涨的产品设计与规划。



    应该承认，我国从2005年7月21日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我国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把握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2006年底以来，这种发展态势已经有所“变味”，人民币不理性的发展已经超出经济，特别是金融可承受的状况，并存有一定压力乃至风险，金融产品推出或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盲目顺应汇率预期，不利于长远金融稳定发展，且值得关注金融安全。



    首先人民币支持“表面性”强化。目前国内外对于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现实价格推高主要停留在经济增长水平依托的持续高涨，特别是2003年持续宏观调控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以来，整体经济态势是逐渐走高，增长水平已经由一位数上升到两位数，世界经济水平排位从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外汇储备达到世界第一，超过日本达到1万亿美元；外贸顺差不断增加，2006年达到1700亿美元等等；这些是形成人民币升值加快最主要的因素。但是国内外只注意我国经济发展的成绩，却忽略或淡化了我国面临巨大的困难与压力，即经济结构失衡在一定意义或程度来源外部环境因素，风险也大于外部因素，货币价格争论或不公平的扭曲面突出，即主要货币贬值态势清晰，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扩大，而货币贬值或升值对经济的影响或支持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经济已经从美元贬值获得经济调整收益十分清楚。因此，人民币升值表面化的支持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人民币冲动“极端性”突出。面对国内外经济差别性，尤其是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的投机推波助澜，全球金融市场价格难预期与超预期十分突出，我国人民币也难逃厄运。从2005年7月21日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从稳健小幅度升值，逐渐走向2006年年中以来的相对快速升值，从2006年5月15日破8之后，半年多里上升加快，10月份则加速上升趋势。而从我国汇率机制改革变化以及价格组合角度看，我国汇率机制已经从单一钉住美元转变为参考一篮子货币，但市场惯性以及交易或结算方式依然停留在美元主导上，这其中一方面需要过程和流程消化美元主导局面，另一方面市场操作和关注也需要扭转单一美元聚焦。同时从人民币汇率实际组合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而人民币兑欧元、日元汇率则有升有降，并非随从美元一同贬值。



    第三人民币风险“掩盖性”深刻。在人民币价格升值趋势以及投机因素的主导下，人民币升值好处成为单向指引，似乎认为人民币升值符合我国国情和货币国际化趋势，使得所有问题集中在货币价格上，而有所忽略经济金融结构问题或经济金融发展模式的调整或改变。而在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整不确定中，经济高涨周期是否适宜我国国情和实际状况应该有所反思？我国经济金融态势与国际主流趋势是否适宜值得思考？我国金融改革效率与未来进一步开放风险是否合理值得思虑？我们面对外部成熟经济体甚至是有战略筹划的竞争格局，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正如外资所言，人民币短期升值，中长期贬值，当前人民币升值是风险还是机遇不是十分清晰吗？



    最后人民币预期“单一性”转化。在化解人民币单向升值态势中，我们对于人民币价格均衡基点的确认将十分重要和紧迫，因为在谈论或界定人民币升值中，我们缺少基础讨论与关注，即人民币合理区间在哪里，价值水平基点在哪里，人民币升值与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不能混淆，市场将会较为理性的选择投资方向与品种，而非目前盲目追求和单一预期人民币升值。我们的金融改革面临很多问题与压力，外部复杂局面愈加突出，此时，我们愈加需要冷静和理性，不能操之过急，而应稳扎稳打，综合配套，强化战略，突出远见，注重我们内部与外部阶段、背景与积累的差别，面对现实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与阶段，规避阶段风险、差别风险以及价值风险。面对全球失衡我们的内部失衡更值得关注、研究与改进。



    二、我国金融产品效率与利润低于外资原因在于经验与阶段的差别

面对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我国银行金融机构产品效率却远低于国际同行，在我国注册的外资银行在产品与利润组合上与我国形成明显的反比。我国金融量大质低的问题与我国外贸量大质低同行，值得引起关注。虽然2006年我国银行产品推出的增长速度是目前外资银行的3倍，但产品总量却不到外资银行产品的一半。据我国银监会的统计，截至2006年9月末，在华外资银行仅有法人机构14家，分行及支行252家，代表处242家，所有外资银行本外币资产总额为1051亿美元，占我国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的2%。为此，外资银行应对我国银行产品竞争策略是自身的资产重心优势转移至服务理财产品市场。因此，在国内媒体根据普通投资者和专家意见评选出的“2006年度理财产品”中，除外资银行尚未允许涉及的业务领域之外（如信用卡，人民币理财等），在外币理财产品、基金产品、保险产品中，外资或合资银行金融机构具有绝对优势与利润。



    我国银行金融理财产品出现的与外资银行的差异性，一方面体现着我国金融改革的积极性和开放的速度与幅度，但另一方面则表露出我国金融改革的操之过急、浮躁性，单纯追求形式，忽略利润意识是我们长期的硬伤，银行或金融体系改革“形似神不似”的局面依然严重存在，长远而言将不利于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我国金融发展阶段的必然性和改革的实效性是促成我国金融改革效果弱于模式或形式的状况，一方面现实情况是我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不得已而延续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金融模式和金融架构，使我国金融机遇与问题明显的表露在世界面前，国内与国际两个金融模式和市场价格的不同阶段性和不可比较性，使我国金融面临高进展、高投入、高成本、高规模与低效率、低收益、低效率、低素质现象愈加突出，有值得认真思考甚至深刻反思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或许有时更多来自外部因素推进，包括金融中投机热钱的推动，缺少内部自发经济金融基本因素促进，更有些严重逆向国际金融趋势而行的状态，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汇率走向的反向，以及利率趋势的逆行。这些不仅将不利于我国在经济金融全球化中主动参与和应对自如，并且必将带来巨大的压力与风险，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压力与风险。



    思考一：发展背景和阶段产生的差异和问题。从发展的阶段来看，发达国家经济经历了经济实力和金融规模的快速积累，金融财富已经达到创新阶段，经济金融规模不仅具备实力，更具有影响力；全球经济不景气或复苏的更大程度在于发达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占量为70%以上；他们的发展是在创新的阶段，其资本循环是以财富创造财富；反之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在经济金融起步或发展中间阶段，其资本循环处于财富积累之中，并没有形成资本创造财富，而是简单产品资源的财富积累，与发达国家财富资源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背景差异。而从金融角度看，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金融已经从分业、混业转向专业发展阶段，是传统分业经营管理之上的一个更高级阶段，而我国还沿袭他们过去的路径刚刚走向混业阶段。而从我国与美国的差别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模式为供给型，经济模式结果是资金积累、财富积累、实力积累，是“挣钱”经济模式；而美国是需求经济模式，经济模式结果是扩张财富、投资消费财富、强化财富实力，是“花钱”扩大经济模式；两者之间发展阶段和背景的差别巨大。简单比喻，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已经爬楼梯转为坐电梯，经济实力与金融规模已经从产品转为财富效应，发展阶段已经转入高层次、高水平和高阶段，更突出创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爬楼梯起步或中间阶段，经济阶段“楼梯楼层”差别所面临的阶段性问题矛盾或投资机遇，发达国家已经有过经验或者教训，阶段性的矛盾或结构调整形象比喻为“5层的艰难”、“7层的突破”或“9层的喘息”等等，发达国家可以借鉴已经走过的阶段和模式经验教训有针对性或应对性采取对策，“制造”发展国家机遇、挑战或风险。



    思考二：发展规则和模式的差异和公平。发达国家是一个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也是经济金融模式和经济体板块的推行者，我国资本市场形成的规模、发展的阶段、规则的制定、板块的形成基本上是延续发达国家而来；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规则的执行者，某种程度上也在参与一些规则的制定，但是这个规则参与是非常有限的，或是非常不公平的。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经历了早期经济积累之后发展为成熟经济，发展模块已经从传统行业转向新兴行业，高科技的含量已经大大领先于基础产业；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基础还是在传统和新兴之间兼顾，更多的在传统的发展上，因此这个层面给资本市场、金融产品市场带来的推力和利润是完全不一样。因此，十分明显的结果就是外资在产品设计上的优势在于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与阶段积累，我国银行基本属于基础和模仿阶段的发展，是一个初级发展、简单模仿乃至单纯接受阶段，实际上在现阶段对于我国银行金融机构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金融创新。虽然目前我国银行金融机构推出结构性产品，但是我国银行开发设计的产品仍集中在传统的与汇率、利率挂钩的结构性存款产品方面，而这在国际金融市场属于中低产品市场结构，无论在设计、研发与股指、基金等各类资本市场标的物挂钩的衍生产品方面，外资占领主导，我国银行金融机构处于被动、低效或“乏力”阶段，国内市场几乎完全被外资金融机构占领，进而呈现我国银行产品相当丰厚的利润被外资银行占有，我国银行多数只能靠代销赚取少部分的佣金。据瑞银统计，目前国际各大银行的利润大概50%来自于理财服务等收费类项目，对于我国银行而言，这部分收费类项目的收入只占到全部利润的10%—15%，其利润仍主要靠存贷利差。




    总之，在当前全面金融开放的趋势与压力下，我们似乎更关注金融改革进展，而忽略金融改革扎实性，注重了金融改革的框架，忽略了金融改革的成本（收益）。在产品设计上，过多照抄照搬模式，忽略风险和收益综合效应；在产品操作上，注重书本理论知识，忽略行业经验和市场经历（有学历不等于有行业经验，有学历不等于有业务经历，而这些都是银行金融产品创新、推行以及销售的必要内容，而非简单设计或操作问题），更有行业道德与技能的基本素质问题。